医院回应试管生的女儿与丈夫无血缘：流程没有差错

事件回顾

秦芳于2014年结婚，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和输卵管堵塞而一直不孕不育。2019年，她来到湖南长沙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（以下简称中信湘雅）进行试管婴儿治疗。当年8月，她在该医院进行了第一次胚胎移植手术，但随后出现了胎停。2022年3月，她在该医院进行了第二次胚胎移植手术，并确认只移植了一个囊胚。但当月进行B超检查时，却发现体内有两个孕囊。

2022年9月30日，秦芳破水早产，在湖北进行剖腹产手术，产下一男一女。但女儿住院期间，新生儿的听力筛查未通过。2023年2月，秦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女儿被确诊为先天性双耳全聋，医生建议佩戴助听器，并在后期进行双侧人工耳蜗手术和语言康复训练。

为何父母双方没有耳聋的情况，孩子会出现双耳全聋？秦芳再次询问了中信湘雅。中信湘雅回应称，“IVF（体外受精）助孕并未对胚胎进行遗传学检测，后代出生缺陷的风险与正常人相同。先天性耳聋宫内无法通过影像学予以诊断。”中信湘雅建议秦芳做亲子鉴定，确定血缘关系。

2023年2月14日，秦芳一家人开车来到医院，配合医院进行采血。当天，秦芳在医院做亲子鉴定的同时，向医院写了一份诉求书。诉求书中，秦芳称移植时只要求放一枚胚胎，最后却有两个孕囊。

事件争议

胚胎移植是否出现差错？医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？

女儿的遗传问题是否与试管婴儿技术有关？试管婴儿技术是否安全可靠？

女儿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？秦芳和丈夫是否有权利放弃女儿？

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国的法律规范和伦理监管是否完善？

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从医学、法律和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。

医学角度

首先，胚胎移植是否出现差错，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医院方面表示，经过自查和亲子鉴定，不存在任何过失，胚胎移植流程没有差错。医院还提供了一份《胚胎移植记录表》，显示秦芳在2019年8月移植了一个囊胚，在2022年3月移植了一个囊胚。

但是，秦芳方面对此表示质疑，认为医院可能存在篡改记录、调包胚胎等行为。秦芳还表示，她在2022年3月移植时，医生告诉她只有一个囊胚可以移植，但是当月进行B超检查时，却发现体内有两个孕囊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有几种可能性：

一种可能性是自然双胞胎。也就是说，在移植一个囊胚后，秦芳自然排卵并受精，形成了另一个孕囊。这种情况虽然罕见，但并非不可能。

另一种可能性是人工双胞胎。也就是说，在移植一个囊胚后，该囊胚发生了分裂，形成了两个孕囊。这种情况也不常见，但也有报道。

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医疗差错。也就是说，在移植过程中，医院出现了操作失误、标识混乱、记录错误等问题，导致移植了错误或多余的囊胚。这种情况虽然不应该发生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。

因此，要想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证据。目前，秦芳已经向长沙市卫健委投诉，并要求医院提供更多的资料和解释。

其次，女儿的遗传问题是否与试管婴儿技术有关，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答案。医院方面表示，“IVF（体外受精）助孕并未对胚胎进行遗传学检测，后代出生缺陷的风险与正常人相同。

法律角度

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国的法律规范和伦理监管还不够完善，存在一些争议和难题。例如：

女儿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，“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患有生育障碍的，可以采取医学上的辅助生殖技术。采取医学上的辅助生殖技术所生育的子女，与自然生育的子女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”。但是，这一条款并没有明确规定采取何种辅助生殖技术，以及如何处理胚胎移植、捐献、保存等问题。因此，如果秦芳和丈夫要求放弃女儿，或者认为女儿不是他们的亲生子女，可能会涉及到法律纠纷。

胚胎移植是否出现差错？医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六十四条，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，因过错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”。但是，这一条款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认定医疗过错，以及如何赔偿患者的损失。因此，如果秦芳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害、抚养费等费用，可能会涉及到证据困难、赔偿标准等问题。

试管婴儿技术是否安全可靠？试管婴儿技术是否会对母体和胎儿造成风险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，“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法的规定，保证食品安全，对社会和公众负责”。但是，这一条款并没有明确规定试管婴儿技术是否属于食品生产经营活动，以及如何保证试管婴儿技术的安全性、有效性、质量控制等。因此，如果秦芳认为试管婴儿技术导致了女儿的遗传缺陷或其他问题，可能会涉及到技术评估、监督管理等问题。

综上所述，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和伦理监管，以保障受助者的合法权益，防止出现道德风险和社会问题。